沟通并不是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中的新问题。在组织行为学中，沟通往往被定义为两个或多个成员之间为了达成共同理解而分享信息的过程114，这个定义突出了共同理解的目的和信息分享的性质两个主要特征。西蒙对沟通问题的讨论是在对组织决策体系的塑造这个大的理论框架内展开的，他也给沟通下了一个定义：“沟通就是一个组织成员向另一个组织成员传输决策前提的过程。115”比较而言，西蒙对沟通的定义意在突出以下特征。

第一，沟通只是传输决策前提，与决策前提的创建无关。这要与上一章讨论的权威问题结合起来理解，在组织决策体系的塑造中，创建决策前提是权威所担纲的责任，沟通仅仅是将权威创建的结果传输出去，或者是把某个决策者（也许他未必已经赢得权威，但如果按照西蒙对权威的定义，他也一定拥有某种程度上的权威影响力，至少对他职权范围内事情应当如此）需要的决策前提传输到他那里去。可见，在组织中权威影响力所创建的决策前提是一个一个的点，正是因为沟通的出现，这些点才联系起来并保持着动态的样式。这个联系的样式就是西蒙紧接着所说的决策分布方式。

第二，沟通也必然发生在决策与执行分离的前提下，与权威发挥作用在相同的部位。与在“决策”与“执行”链条上讨论权威的作用相似，讨论沟通的时候，西蒙还是在这个点上寻找突破。他说“只有当决策执行者也是最合适的决策执行者时，才没有沟通问题，而对这种例外情况来说，组织当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除此以外的任何情况，都必须设计一套沟通办法，将需要的信息从信息的组织来源传输到各个决策中心；从制定部分决策的决策中心再传输到组合这些部分成为完整决策的决策中心；最后再把决策传输到要执行决策的组织单位上去。116”显然，权威使得决策与执行分开成为可能，是在组织目标的支配下分解任务的过程，而沟通则围绕组织目标的实现将分解好的任务联系起来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唯有相互配合，组织才真正成其为组织。

第三，沟通也仅仅是完成信息的传输，与是否真正达成共同理解无关。从组织的宏观视角来看，它当然希望通过信息沟通组织成员能就某一个问题达成共同理解，但理解本身是个体大脑中的事情，个体是否理解、如何理解，我们都无从知晓，那怎么谈共同理解呢？因此，用一种含有愿望的宾词来定义沟通似乎不妥，用存在于大脑之中的状态来描述沟通所能达到的结果也不可靠。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管人们究竟如何理解，只看它是否以接收到的信息为决策前提，实际上就足以判断他的理解角度和理解程度。所以，实现共同理解绝不是沟通可以单独完成的使命（与上一章结合起来，如果权威的角色不恰当地参与其中，共同理解是不会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蒙这个定义应该说更为严谨和可操作。

第四，沟通是传输决策前提的过程，该过程必然包括传输渠道和载体。就像我们听到声音需要借助空气的气流震动、看到红花绿叶需要光线的传播一样，一个成员向另一个组织成员传输决策前提也必须借助相应的传输的渠道和方式。沟通问题的讨论就必然涉及沟通渠道、沟通方式、沟通媒介、信息传输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一点西蒙的看法与其他学者的意见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西蒙并没有止步于一般组织行为学讨论的沟通范畴。可以这么说，凡是组织活动中不属于权威发挥作用的协调活动都应到归于沟通的范畴；但凡是沟通可以到达的地方，权威的角色又微妙地发挥着作用，只不过这里的权威未必是正式组织确认或者赋予的权威。

在这里，我们必须重复强调一句话：权威参与决策前提的创建，沟通负责决策前提的传输。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权威参与创建的决策前提本质上就是每个决策者需要遵循的“规矩”。这些“规矩”的确限制了决策者的自由，但更应当看到的是，它也极大地减少了个体决策者面临具体决策时所需要搜寻的信息，否则，这个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绝对吃不消。但这并没有说组织成员个人就不需要决策，同时他的决策又因为纳入了组织体系的框架而被赋予了权威，他一旦做出了某个决策，又变成了其他成员赖以决策的前提。因此，在组织内部，决策是推动组织运转起来的动力，这个动力在权威的呵护下具备了影响其他成员的潜力，而沟通则使得这种潜力得以实现和发挥。这三驾马车就是西蒙为我们绘制的组织图景！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插入这一番解说呢？一方面，我们需要从根本上理解西蒙理论体系的逻辑和结构，真正认识到决策、权威和沟通之间的联动关系。这种联动关系就可以描述为组织中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理解权威与沟通对决策的影响关系的基础上来把握西蒙在“沟通”这个概念下将要展开的内容：它不仅仅包括沟通在行为层面的内涵，也包括了其结构层面的蕴意，还包括了组织学习、组织记忆，乃至组织创新与变革方面等很多内容。这些内容并没有被一般管理理论纳入沟通的范畴，而这些内容必须从权威与沟通的互动和交织中才能准确把握和深入理解。在西蒙看来，这才是解剖组织应有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