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有关执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小主题。

1.​ 审名实定赏罚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注：刑即形，审合刑名即验证言实是否相符。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注：即以言实相符性作为赏罚依据。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注：赏罚第一关注的不是功绩大小，而是是否“耍奸”。昔者韩昭候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注：防诈、防奸是治政第一要务。（出自《二柄》）

赏罚不能依靠好恶的感觉，要有标准，什么标准呢？“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君主应该在乎的不是功过本身的大小，而是是否言行一致、所做与职责一致。所以“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悦于大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也”。这是因为言行不一致中可能藏有私意奸情，韩非认为这才是君主最当关注的东西。

职责与行为的关系，同言行的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循名责实可以分解为“以言责实”“以职责实”两种情况。韩非反对臣下“超越职责”，纵使立了功也要罚，因为这种做法本身也容易藏有私意奸情，破坏了既有的秩序，而君主更在于秩序是否在他掌握中。韩非特别举了韩昭侯的一个故事，说韩昭侯喝醉睡着了，典冠者（负责君主帽子的侍从）给他盖了一件衣服。韩昭侯睡醒后知道此事后，把典冠侍从和典衣侍从一块治罪了，原因是一个越职了，一个失职了。

现在的企业都提倡首问负责制，希望员工能跨越职责把事办好。相比之下，我认为韩非子各司其职的观点更高瞻远瞩。其中原因大家可以自行琢磨下。当然，各司其职其实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组织的整体组织分工设计要完善。

2.​ 循法赏罚

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圣人极有刑法，而死无螫毒，故奸人服。发矢中的，赏罚当符，故尧复生，羿复立。如此，则上无殷、夏之患，下无比干之祸，君高枕而臣乐业，道蔽天地，德极万世矣。（出自《用人》）

立法是为执法，不依法而执法，则非法治，实为心治。心治会随好恶、喜怒而放大奖惩度量，甚至会甲代乙过，如此赏罚都不能服人之心，下属必会嫉怨生而惰性起。拿捏到位的赏罚，虽重赏而人不妒，虽杀人而人不怨。

【评】：

现代人经常用人治和法治这一对相对立的概念，韩非子用的“心治”一词，其实更准确。心治，即凭借主观办事。韩非论证了不借助外在的标准，仅仅靠主观做事是很不靠谱的，因为人的情绪与私欲会严重干扰。

赏罚的意义在于立势，如果赏罚没有客观标准，完全基于主观好恶，就不能立势立威，即使重刑而奸人不惧（因为因果关系不当，利害计算时，就会有侥幸心理）。特别要禁忌的是，“罪生甲，祸归乙”，这种不公平的做法（我在自己的另外一本著作《打造集成供应链中》提出过一个“下游买单效应”，说的就是这个现象），不仅是人产生私怨，更是错乱了事情本来的因果关系，对人们未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有极大的负作用。

3.​ 信赏必罚

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出自《大体》）

韩非子提出四个执法原则：不偏向到法的外面，也不偏向到法的里面；在法禁以外的事不严苛，在法禁以内的事不可宽缓。

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译：事实本来有所表现，但按照常理考察却失去了应有的量度。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注：任慧，依靠个人的智慧。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注：言接受职事的人不能得到要领。务不与事相得，注：办事的要领与事情的实际不相称。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出自《制分》）

韩非子谈的是执法过程中个人智慧与法的关系，如果自以为个人智慧超越了法，怎么能拿捏好赏罚的限界呢？这样实际实施的赏罚就会出现与事实的偏离，进而出现混乱。这种情况其实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也常见，在执行制度过程中，放弃制度标准而依靠个人的智慧，结果以执法的名义而把制度搞乱。

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出自《饰邪》）

韩非子认为不能让小忠之人执法，因为他们自以为聪明，不会依法办事，做不到信赏必罚。

饬令，则法不迁；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出自《饬令》）

只有执法严格，法才不会被随意改变；法令公正，官吏就不会有奸邪的行为。法令制定以后，就不能用仁义道德之类的虚言来妨害法令执行。

行法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九里断者强，宿治者削。（出自《饬令》）

韩非子重视执法权的下移和执法效率。在国家地盘上执法断案，五里之内能断案的国家，就能称王于天下；九里之内能断案的国家，就能强盛；办事缓慢不能及时断案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出自《外储说左上》）

首先，韩非子指出了“信”的树立是一个积累过程，在一件一件的小事上讲信用，才能逐步建立其大信的形象。其次，指出君主建立信的目的在于推行法令，若无信，责“禁令”不行。韩非子讲了很多故事来阐述其“信”思想。

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墯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出自《主道》）

重刑少赏是就赏罚的量度原则而言；明赏严刑，则是就赏罚标准的明确性与执行严格性而言。什么叫执行严格？ 一是赏罚及时（如时雨、如雷霆），二是赏罚不含糊（无偷赏、无赦罚），三是赏罚要超越主观好恶（虽疏贱必赏、虽近爱必诛）。

总言之，赏罚若如入心，必明、必严方可，如此才会成为成为民众行为依据（通过利害计算自发选择），如此民众行为才会为法所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