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现代哲学思潮，对话主义(dialogiealism)可以区分为狭义的对话主义与广义的对话主义。

　　狭义的对话主义，是指以布伯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对话主义学说。它是在一战期间以及一战以后由诸如柯亨(Hermann Cohen)、埃布纳(Ferdinand Ebner)、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埃伦伯格(Hans Ehrenberg)等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所共同发起、参与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尽管这些哲学家中的很多人在学院派的哲学史上往往名不见经传，但由于其哲学致思取向与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哲学之迥异，对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哲学的纠拨、反思之激进和深刻，使他们所推出的哲学不仅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日益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而且也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哲学思潮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话主义，顾名思义，即一种与述谓性的“独白”原则相对立的而以交谈性的“对话”为宗旨的学说与思想。正如当代西方的“语言学转向”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狭隘的语言学领域一样，现代西方的对话主义亦如此。作为一种更为本源的所谓“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s)的学说，对话主义已经深化和推扩为一种超语言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为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在内的整个人类哲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激情、活力和生命。

　　实际上，在西方思想史上，这种对话主义哲学思想并非希声初起。在西方古老的犹太教传统中，在近代谢林、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其深深刻印的历史轨迹。《圣经》中所谓的“泰初有言”的启示和由此出发而提出的上帝与人交谈的观点，以及费尔巴哈把宗教还原为“爱”、还原为“联系”和坚持辩证法不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家与他自身之间的一种独白，而是我与你之间的一种对话的学说，毋宁说都可视为是西方对话主义哲学思想的最早的宣言和理论渊源。

　　然而，真正摆脱西方独自主义哲学传统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而使对话主义原理耀古腾今而大白于世，则要殆至犹太哲学家布伯的哲学的出现了。正是布伯这位卓然大家的出现，集前人思想之大成而使对话主义重新跻身于现代哲学之林。撮其枢要，布伯对话主义哲学的思想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用我与你取向取代我与它取向。在传统西方哲学里，哲学研究的对象无一例外地都是以我一它关系为其基本取向的。所谓我一它关系，即主体之于客体的关系。它是一种人之于他者的认识和实用关系，“在经验和利用中人与它的世界的基本关系得以构成”。141与之不同，布伯则从我一它关系转向我一你关系。所谓我一你关系，即主体之于主体的关系。它不是一种人之于他者的认识和实用关系，而是一种超越这种关系的“会合”、“相遇”(meeting)关系，我不是把一切存在物都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或伙伴性存在。

　　其二，用交互原则取代主从原则。在传统西方哲学里，立足于我它取向的理论必然使一种主从性的原则作为其关系指南。它们或像古希腊宇宙本体论那样坚持“它”是支配者，“我”是从属者；或像近代康德理性本体论那样坚持“我”是支配者，“它”是从属者。与这类“父子型”的“还原论”或“基础主义”的哲学完全不同，布伯则坚持“关系是相互的”。142关系双方并无主次、等级之分。正如在“对话”活动中说者与听者以循环论证的方式互构而互生一样，在这里，支配与从属，原因与结果、本源与派生、主动与受动、构成与被构成及实体与属性等等传统的对应范畴都统统失去了作用，并最终导致了消解关系双方的实体性存在和作为纯粹关系本身的一种所谓“之间”范畴的推出。

　　其三，用直接关系取代间接关系。在传统西方哲学里，为跨越“我”与非我的“它”之间的鸿沟，哲学家往往诉诸和求助于某种中介性或媒介性的手段的建立。他们或像某些科学主义哲学家那样构筑种种意识中的知识性工具体系，或像某些实用主义哲学家那样转而易帜于种种手头上的操作性工具体系的建立。与这种“间接推导”的理论不同，布伯则从间接关系走向直接关系，积极维护人与对象之间的非人为的天然联系，其宣称“与你的关系是直接的”，“一切手段都是一种障碍，只有当一切手段都已土崩瓦解之际，才会从中迸发出相遇”。143

　　广义的对话主义则指不是作为一种明确的对话主义哲学派别而是把“对话原则”作为其学说的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基本的致思取向的种种现代哲学思想。例如，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问答逻辑”和“视域交融”的理论里，在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对语义与语境的对应关系以及所谓的“私人语言”的谬误的揭示里，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去中心”的主张里，在巴赫金文学批评理论的“复调”的观点里，在普利高津科学哲学的“人与自然对话”的奥义里，在罗蒂反镜式哲学的极为开放的“教化”的思想里，以及在舍勒的“爱感本体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这些更为激进、更为彻底的学说里，我们实际上都可以看到对这种“对话原则”的积极宗依。尽管这些哲学理论并没有像布伯哲学那样公开地以一种所谓的“对话主义”高自标榜，但是它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殊途同归地把一种互主体性的“对话原则”作为构筑其学说的最基本的范式和理念，以期与传统哲学中居统治地位的独断论的“独白原则”相颉颃。因此，在今天的西方，对话主义已不是囿于某派别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想，而是作为体现在现代众多哲学派别中的一种极其前卫、极其普泛的思潮，成为继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后人类的哲学运动的又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全方位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