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理性”的诘问

“理性”这个词不仅被哲学家旷日持久地辩论，也被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还被心理学作为基本概念予以解释和阐述。在哲学领域，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再到黑格尔，他们无不给理性以关照，康德更是以他的第一批判——《纯粹理论批判》开启了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哲学革命，杨国荣37、邓小芒38等对此有比较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总的来说，这些领域中关于理性的讨论主要围绕人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能力展开。

在经济学领域，古典经济学则是基于理性的认知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经济人”假设，具体包括三层内涵：

第一，人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动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

第二，经济人是理性的，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做出判断，最大化个人利益；

第三，人们在追逐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39。

显然，在经济学领域，理性包含了自利的动机和最大化利益的计算能力两个方面的内容。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烁在对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进行考察时指出，理性代表了人类在认识和实践中的高级能力40，这个说法基本反映了西蒙用理性这个术语时所指代的含义，但西蒙也始终强调，这种高级能力从来都无法避免价值观的渗透。

不妨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讨论。工具理性支配的行为就是考虑、权衡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的行为；而价值理性则是不计代价地去实践由义务、荣誉、美、宗教召唤、个人忠诚或者无论什么“事业”的重要性所要求的信念41。打个比方，我们常说的“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求熊掌者也”，“舍鱼而求熊掌”就是工具理性的表现，因为它反映的是人们对客观结果满足自己需求的一种权衡和算计；而一个人宁肯粉身碎骨也要忠于自己的信仰就是价值理性的表现。但是，就典型的价值理性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问题，只不过追求目的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大于生命本身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理性时，并非要区分是到底哪一种理性才算真正的理性，而是说理性一定包含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的内容。韦伯也承认这两种理性存在着不同的关系，西蒙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其实主要针对的是人类的推理能力。

为了不使问题的讨论一上来就陷入哲学上的争论，西蒙一开始就把“理性”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和决策联系在一起，西蒙说：“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具有达到预期目的的适当手段的方案才能入选成为备选方案。但是目的本身，往往只是帮助更远大目标的实现，因此，就出现了目标系列和目标层级的概念。而理性必然同构建这种手段——目的链有关。42”这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如何理解理性，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性决策或者决策的理性，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既然决策必然地包括选择目标和选择实现目标的方案两个部分，那决策中的理性一定和“目标是什么”与“方案能不能实现目标”两个问题的推理与求证相关。其中，对“目标是什么”的回答与价值理性有关，对“方案能不能实现目标”的回答与工具理性有关。在特定的决策场景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决策者的思维理性。

在这一点上，西蒙的观点本来与古典经济学没什么不同，理性无非是手段——目的链的在思维活动中的逻辑展开。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古典经济学却没有展开对以下问题的详细回答：

（1）手段——目的一定能够恰当地分开吗？比如到底活着是为了工作，还是工作是为了活着。这个问题或许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啦！

（2）手段——目的是一一对应的吗？会不会存在一个手段对应两个目的或者多个目的的情况？显然，现实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要不怎么会有“一箭双雕”这个成语？

（3）如果真的存在一个逻辑完美的手段——目的链，这个链条是怎么构建出来的？谁来构建？他构建这个复杂结构时真的能穷尽所有可能性吗？

（4）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使手段——目的链是非常完美的，但决策者在某个点上选择了其中一种手段，就导致此后的、按照逻辑搭建起来的、美妙无比的链条结构完全没有必要。比如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在国内读大学，本来存在的到英国、美国或者日本等地方读大学的可能选项就毫无意义，而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就因为当初做出的选择而完全不同。这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来考察，先期的选择对后期的选择具有支配作用，而这种支配作用会导致理论上构建的手段——目的链的改写。

当然，这样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不断地追问下去……

更麻烦的是，现实中的决策者往往不是“孤立”的，他的决策会受到别人的影响，一旦这种影响发挥作用，这个完美的逻辑关系还稳定吗？再往前走一步，如果他们之间存在竞争或者依赖关系又当如何？就像吃西餐，左叉右刀分工有序，但如果两只手都争着往嘴里送食物会发生什么？反过来如果两只手都不去送食物又会怎么样？一系列的追问之后，我们只能叹气：单独用手段——目的链的分析方法来考察决策理性很可能是一种理想化的逻辑，没有实际价值。

就在这样的一番逻辑盘问中，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破灭啦，在决策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美轮美奂的主观期望效用模型轰然倒塌啦！西蒙总结道：“管理型组织是合作行为系统。预计该类组织的成员采取行为都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这存在一个组织成员行为的协调问题，也就是向每位成员提供其他成员行为的信息，作为该成员个人制定决策的依据。在合作系统中，即使所有参与者都对期望目标达成共识，一般也不能完全自主地选择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因为每个人要选择正确的策略，就要了解其他人所选择的策略43。”他在这里提到了“协调”这个词，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承认手段——目的链是人们的理性在决策中的表现，但这种理性也一定是“协调”出来的结果。这种“协调”并没有改变人们按照手段——目的链的模式去思考决策问题的逻辑，但它让这种逻辑现实地落在地上，而不是悬在空中，这就是我们无法逃脱的价值体系。

2. 西蒙对理性的重新定义

在这一问题的论述中，虽然西蒙用到了关于价值排序的无差异曲线（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还用价值、经验以及一些选择过程的心理活动（心理学知识）分析来予以说明，但归根结底他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对事实的把握、对事实的解读、对某个事件意义的评价和判断，都离不开自身的价值体系在发挥作用。比如，面前放着一本书，它是事实上的存在，但有的人就可能视为至宝，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他的偶像；另一个人可能认为这就是一叠废纸，因为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价值体系的形成，既是一个人对全部人类社会活动成果直接或者间接的学习和继承，又是个体对这种成果个性化的选择和吸收，它只能是一种社会习得，一种对决策发挥强大支配作用的选择偏好。西蒙把这个问题放在第5章“管理决策心理学”中展开讨论，我们在这里也不再详细展开。但可以确定的是，理性中一定存在着手段——目的链式的所谓纯功利性的成分，但永远也无法剥离那些因价值偏好而渗透的社会性习得。

基于此，西蒙非常谨慎但比较安全地给理性下了一个准定义：“粗略地说，理性就是根据评价行为结果的某些价值系统，来选择偏好的行动方案。44”对这个定义，我们稍微补充解释几点：

（1）理性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当理性表现出在手段——目的链上的算计和比较的时候，它似乎是客观的、中立的，或者说是冰冷的；当它表现出在对某种事实或者结果的偏好时，它又一定是偏袒的、主观的，有时候是温情的、体贴的，有时是傲慢的或者固执的。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终极的“理性”，那它只能是辩证的、一分为二的。

（2）既然理性与价值偏好相关，从本质上讲理性必然是个性化的、不可比的。在《愚公移山》的故事里，愚公是理性的，智叟也是理性的，但这里就有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区别；珍爱生命是理性的，追求爱情是理性的，但喊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也是理性的。如果必须经过一番仔细的权衡和比较才得出的结果，这个理性就是刻意的，如果他们认为理所当然，那就是自觉理性。这种区别就像《中庸》中的一句话：“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明则诚矣，诚则明矣。”

（3）不要把理性简单地理解为通常所说的理智和情感的关系。有情感的参与并不能说决策就不理性，要知道，许多情况下情感恰恰是动机的主要源泉，它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目标上45。我们的理性从来都不可能在没有情感参与的情况下完成。

（4）理性总是可以从不同视角予以评价的。在组织管理中，典型的两种视角就是个人的视角和组织的视角。管理的核心任务恰恰就是对这两个视角的“协调”。

假如您对人大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的分工协作有所了解，西蒙在这里所说的理性可以粗略地理解为大脑的两个半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一定要注意的是，某些大脑功能确实由某一侧大脑负责，如左脑倾向于组织语言，而右脑更多的用于控制注意力，但并不存在左脑或者右脑更占优势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是大脑活动的多种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