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行为》这本书是关于决策的，也是关于组织的，但归根结底是关于组织的。西蒙从管理型组织的决策问题出发来解剖组织，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告诉我们：决策制定过程是理解组织的关键169。通过前面各章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理出这样的逻辑：

（1）从内容上看，决策包括目标选择和备选方案选择两个方面内容，其中，目标的选择处于支配性地位；

（2）从过程上看，决策是决策者对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的“加工”过程；

（3）再深入到决策的内部去考察，决策的“加工”过程既体现了决策者的理性能力和水平，也受到其有限理性的约束，其理性的有限性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织所决定；

（4）但是，人类的活动是高度社会化的活动，社会活动的内容和性质塑造了人的理性。理性的个体是，也一定是，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个体170；

（5）组织对个体决策的影响是通过对决策前提的影响实现的，这种影响通过权威的角色和沟通两种力量来实现，权威参与决策前提的设置，沟通则以传输决策前提为己任。当然，组织的影响并非完全“剥夺”个体的自由，而是组织约束和个人决定的混合；

（6）最后，与理性的两个方面相对应，组织中个体的最终决策，既要体现效率准则的内在要求，也要体现了他对组织的认同程度；

（7）因此，管理型组织的核心任务就是创建一个组织体系，影响组织成员的决策行为和决策过程。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决策是贯穿组织管理过程始终的一条明线，只要是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就不可能离开决策；决策者的理性又是贯穿决策过程始终的一条暗线，只要有决策发生，决策者的理性就必然发挥作用，但理性是潜在的、个性化的；在具体的决策事项面前，组织赋予了个体理性的现实内涵，也界定着决策者理性的现实尺度。每个岗位的组织成员固然有自己的理性能力，似乎依赖着个体的理性在不同的结点上完成属于自己的决策活动，但整个组织无时不在不同的结点上发挥着影响。

因此，西蒙在本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显而易见，几乎所有组织决策都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即使采取特定某种行动方案的责任最终确实落在某人身上，但经过仔细研究该决策的制定方式，我们也总能发现，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各种决策要素都能追溯到参与决策前提确定的许多个人身上。识别清楚所有这些要素之后，正式决策制定者的贡献实际上看来反而不那么重要了。171”

当然，这可能与我们对组织中决策的直观印象未必一致。我们总会看到或者听到组织中所谓决策层最终做出某个重大决策，或者从媒体上看到某位组织领导人出席某重要谈判和签署重要协议的报道。但实际上，最终的重大决策同样是由相应的决策前提“加工”而成，而它所依赖的决策前提又是其他组织成员决策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决策某个个体都是对复杂影响结构的响应，都是全部影响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也就成为个体理性与组织理性交织起来的复合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