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觉优先，特别是味觉向“感”的扩展，使得味觉成为其它“官觉”的样板，对于这些官觉来说，味觉已经成为它们追逐的方向与目标。正如古希腊哲学中，视觉优先导致其它官觉的视觉化一样，“味觉化”、“感化”成为其它官觉——包括身体之觉及心觉——之必经之路。

在诸官觉中，耳目为人提供了最多的信息。就认知说，它们提供了事物的实然信息，但耳目不仅关注外界到底是什么，还关注外界对自己的作用、意义，也就是说，外物不仅作为“实在”（“实”）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耳目之感（“欲”）的相关物出现。耳目之感包含着主体的期待与希求，即期待、希求所感之物或人的回应：所感之物或人以何种方式到来，有利于己或有害于己，等等。

就功能看，“眼”是“看”，即看对象之“所是”。但如我们前文所论，在中国思想世界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不是“纯粹的看”，不是“以实观之”，而是“以礼观之”、“以仁观之”、“以道观之”、“以象观之”等方式的“看”。所看的不仅是对象之实然，更重要的是对象之“意味”，也就是说，眼睛不仅在看对象是什么，不仅在摄取对象的信息，而且还在接受这个存在者，在相应地交流，把自己给予对方，在等待另一个存在者的反馈。“看”不再是同时性地展开，它象“（玩）味”一样物我来来回回、相互作用而持续绵延，占用时间。这样的眼睛一边在看，一边“传神”。在中国哲学中眼睛亦能感，且善感。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

“传神写照”，是把神传出去，是通过眼睛，神与物交，神与物游。强调眼睛给予、投入、参与，而不是理解为“镜式”反映。顾恺之对眼睛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眼耳关乎神明，所以眼睛主要的作用不是“看”，而是“传神写照”，是感。既是“感”，那么，眼睛就不仅不会与所看拉开距离，单独关注对象之所是；主体也不能成为纯粹观看的主体。眼睛成为与他者交往、交流、交互作用的载体，他者“来”则接应之、“往”则与之。宗炳将此表述为“应目会心”：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宗炳《画山水序》）

对于这些中国的思想家来说，视觉不是单向的投射，而是与世界万物不断地交往。所看到的不仅是对象的形色，还有对方对看者的反应，因此，所看之中又包含自己，自我与外物相互交融。所看之中，有物有我，物我相互进入而交融为一，此以“往而返”的方式活动正是“味”或“感”的特征，可以说，眼睛不仅在“看”，更重要的是在“感”，用眼睛在“感”。“传神写照”、“应目会心”深刻地揭示了万物对自身的作用性质，而不是人对万物的“模仿”或“反映”。

就听觉说，按照古希腊的观念，听觉与视觉一样是一种距离性官觉，或按照康德的理论，听觉与视觉一样是一种“机械性感觉”，即听者与所听不会发生相互作用，特别是化学性作用。显然，这都是单纯从“认知”角度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正如“纯粹的看”是一种文化理想一样，“纯粹的听”——纯粹认知意义上的听——也只是西方的一种文化理想。在中国思想世界中，“听”与“看”一样是以特定价值观念为主导的，听觉同样也经历着“味化”、“感化”。

听觉对应着声响，对声响的理解在不同文化中是有差异的。《礼记·乐记》对声响进行了自觉的区分与规定：“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声成文，谓之音。……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声”、“音”、“乐”之区分是建立在“礼乐”文化系统之上的，它们之差异首先是文化的差异而不是自然之“质”的差异。相应于三者的区分，听者也被划分为三种类。“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礼记·乐记》）“声”、“音”、“乐”三个等级对应的是“禽兽”、“众庶”、“君子”三种价值存在。“乐”在此价值等级中占据着最高位置，这使声响之价值化成为听觉理所当然的对象，也使听觉摆脱客观的、不关于己的距离性的姿态，以种种方式进入到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孔子曰：“非礼勿听”（《论语·颜渊》）；荀子曰：“以学心听”（《荀子·正名》）“以礼听”与普通的“听”的差异在于，后者仅仅关注声音本身，关注其强弱、高低，以及与其它声音间的差异；前者则首先关注的是声音的发出者、制造者，并根据声音的发出者的具体差异，以之为基准调整自身的接受与反应的态度与姿态。更可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听与被听之间不是单向的接受、反应，事实上，被听者亦因听者之差异，因应之而做出种种反应、调整。听与被听双方就处于这样互相影响与相互因应之中。

因此，听者与被听者彼此交融推动着“听”这一事件的展开，听的内容即所听继而超出声响的范围而指向声响之“意味”。当“耳”指向“意味”，搜寻“意味”，不仅声响成为被听者，甚至是“无声”、甚至是“形色”……都可以成为听的对象。“色”、“气”、“耳”、“目”都是与听者相对的另一存在者“意味”之所寄，都如“辞”一样表现着发自于“心”的“意味”。因此，它们都“辞”一样可以被“听”到。

“感”之官有眼、耳、鼻、舌、身，更重要的是“心”。视觉、听觉都在长期文化演进中被“味化”、“感化”，其它感官活动、心灵活动亦如此。来知德精辟地发挥《易传》说：“周公立爻象曰‘拇’、曰‘腓’、曰‘股’、曰‘憧憧’、曰‘脢’、曰‘辅颊’、曰‘舌’，一身皆感焉。盖艮止则感之专，兑悦则应之至。是以四体百骸，从拇而上，自舌而下，无往而非感矣。”336“感”是以“味”为原型的一种存在者之间的交往方式、思考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即物与人这种持续交互作用的方式。“感”不限于经验方式，它也是一种理性活动方式：在概念层次上，“象”与感相应；在思考方式上，不是“沉思”而是“感思”；在把握目标上，感所通的是“幽明之故”；这样就在各个层次上塑造了独具一格的“感文化”，相应的诠释学基础就是“解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