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孙健敏：“速描”三代企业家，看领导和领导力

“我之所以佩服任正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法、术、势’这三个方面相对比较兼顾，既有制度，对权术的驾驭也非常娴熟”。

要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大背景下来讨论领导者与领导力，就先来扫描一下领导与领导力在中国“是什么样”。不过，在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差异很大；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产业间的差距也很多。我经常讲，中国一直都是企业博物馆，在中国能找到各种企业类型，所以很难整体概括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情况，我们权且以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为样本，来解一解“领导与领导力”这个命题。

（1）三代企业家 “速描”。

记得十几年前，《中国企业家》刊登过一期“中国企业家画像”的专题，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为主。他们之中有农民，有转业军人，还有蹲过监狱的人，以牟其中为代表。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人的显著特点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从时间上看，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应该算是第一代企业家，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决定了应该被归为第二代，那就是相对来说受到过一些系统教育，文化素养相对更高，有一些专业背景。

以马云、马化腾、雷军等为代表的企业家是第三代。他们是科班出身，真正受过系统训练，直接或间接与所从事的专业有关联，有的人甚至是这个领域里的专家。

如果这个划分成立，从商业经营领域的选择来看，第一代是农民出身的企业家，简单说就是万元户；第二代更多是从体制内出来的企业家，相对有些专业，不是完全的拳打脚踢、打擦边球，或者，相对来说是“旁门左道”的经营；第三代是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运作。而真正从领导力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三代企业家本质上差异不是很大。

（2）领导者与领导力的本质。

应该从两方面来说：领导本身是一种现象，领导的现象到处存在。但是领导者是一个人，是一个位置，只要有人群的地方——两个人以上的人就需要有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领导者，要解决的问题是激发信心、给予激励、领导变革，更多是角色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在不同的情景下，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领导者。但当大家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下，没有想法，没有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当有人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大家都认同，那他就有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公仆。20世纪90年代，西方也出现了公仆型领导的概念，我很喜欢这个概念。它最基本的定义是：一个人要想成为领导者，首先要给别人提供服务。你能够给别人提供服务，别人就依赖你。这个依赖不是因为你的位置，而是因为他需要你、离不开你。

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说的是西方的一群达官贵人到东方去旅行，雇了一个仆人打点行程。这个仆人非常周到，把这群达官贵人照顾得非常开心，什么都不用他们自己操心。结果有一天，这个仆人走丢了，达官贵人们就都迷失了方向，变得不知所措。大家突然发现，实际上这个仆人是一个领导者。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一方面是领，另一方面是解决方向问题，这是领导的本质。这个本质说的是，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都可以领、可以导，给大家一个方向。

从这个角度说，在一个组织里，领导者确实是被下属定义的。下属认同你，你就是领导者；不认同你，你就不是。认不认同，是内心是否心服口服。但这个角度不能走极端，一个人不是去哪儿都是领导者，在全球范围里也没有人类共同认可的领导者。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里，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不在一定位置的人即使能够提出一个好想法，也是人微言轻，不会引起重视，最后就把领导力和领导者混在了一起。混在一起也可以，那就需要领导者去激发信心、给予激励、领导变革，去影响别人。领导力的本质就是去影响别人，让别人跟着走或者说按自己定的方向走。

（3）领导者靠什么影响别人。

那么，靠什么来影响？最常见的是行政手段，控制别人的行为，就像老师常对学生们说：“坐好了，好好听，谁不好好听罚站”。还可以让别人心甘情愿，最典型的是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还有法家靠制度、规范；儒家靠修身养性，等等。

这个影响靠什么来实现？法家说，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法，就是制度规则，不管是谁，在制度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术，就是权术，也叫领导艺术；势，就是威势，在一个位置上，位高权重。要影响别人必须“三管齐下”，少一个都不可以。

过去四十多年，法、术、势三者普遍没有平衡好、没有兼顾好，容易走偏。相对来说，最弱的是法。我之所以佩服任正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在这三个方面相对比较兼顾，既有制度，对权术的驾驭也非常娴熟。比如，下属犯了错，不找下属，而是把部门经理撤换，逼着下属难受。这就是典型的权术，但是有“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考察部门经理有没有担当，也考察下属敢不敢承担责任。如果下属主动承担责任，不但不会受罚，还会得到表扬。

另外，到了任正非的位置，适度的低调是有用的。位置越高的人越需要低调，最底层的老百姓则应该高调，因为连“调”都没有，怎么低呢？韩非子讲，对于有一定位置的人来说，要懂得怎么样利用这个位置。这在物理学上叫“势能”，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气场”。

（4）从影响力看企业家的过去和未来。

从影响力这个角度来说，三代企业家都可以概括出一些共性的东西。第一代企业家做得不错，但形式上不够高雅，有点土，带点农民习性。任正非所代表的第二代企业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多多少少也有些农民的习性，但还有一些东西超越了那个时代，比如远见、抱负、追求。这些特质是决定中国企业能不能做大做强的根本。我之所以不太看好一些新兴产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这真的不是唱高调。任正非进入电信领域时，没有说过要做到几千亿元、几万亿元，只是说要在电信设备领域成为世界级的领先企业，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生抱负和追求。美国的老福特先生创立福特汽车时，没有说要追求多少财富，要创造多少个亿万富翁，想的是让美国的工薪阶层都开上小汽车。类似的还有爱迪生、扎克伯格，等等。这些人不是从赚钱的角度来做事业，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无意中发了大财，偶然成为亿万富翁。

与此相反，我看到和了解的许多国内企业的创业者，更多则是利益导向。想赚钱不能说是错的，但和事业导向、价值导向相比，确实有差异。20世纪90年代，李东升说，TCL的目标是一年做到1500亿元时，就知道这家企业不容乐观了。方正集团当年提出要打造100个百万富翁时，就知道方正也走不远了。我们可以把钱当作一个副产品，而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核心追求目标。人生核心的东西是价值追求和导向，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这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没有这个的话，也许可以赚大钱，但一定不能真正把企业做大做强。

“财聚人散，人聚财散”，讲的只是一个方面，不是根本。当年我们在华为，从利益共同体转换成命运共同体，要做大文章。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大家通过奋斗，成为富豪，拥有无数财富，但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为什么还要奋斗？中国企业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任正非尽管没有完全解决命运共同体是什么、怎么实现的问题，但至少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不否认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利益导向，来华为就只是淘金，淘到金子就可以走。但是只有认同华为文化、传承华为文化的人才能在华为长期发展，成为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对很多企业来说，如果只是在口号上提倡奋斗、创新、共患难、家文化等，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企业家个人的追求、抱负、远见、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企业能不能做大做强。越是高端人才，越不会被物质和一般的事业吸引。

西方曾总结出魅力型领导的七个特征，在马云、雷军等一些企业家身上表现得很充分。但表现最充分的还是任正非，就算不出门，也遍知天下事。他完全“自摸”，就知道五年以后、十年以后的事，总是折腾、总是变革，三五年就来一次。1997年，市场部集体辞职；2001年，带头降薪；2007年，又是一波辞职……不断地流程再造，不断地折腾。这些折腾的出发点是思想观念，落脚点是改变思想观念，不断引导新东西出来。还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个人，在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身上，几乎没有漏洞可钻。即使有人想坑他们，也找不到把柄，因为他们没有不良嗜好，吃喝嫖赌绝对不做，这是在中国作为领导者的基本条件。

2.彭剑锋：传统文化视角下的领导力

领导力就是影响他人实现目标的能力。这是彼得·德鲁克的定义，是最准确的定义。从组织的角度讲，如果你能够影响他人实现目标，那你就是领导，哪怕你只是个小人物。

那么，领导者怎么实现领导力，即影响力？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找找答案。

（1）儒、道、法、禅四种思想下的领导者。

儒家：道德影响力。儒家强调道德影响力，提倡修身养性，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中国企业家里最具道德影响力的有两个人：张瑞敏和柳传志。我们为联想做文化项目时，深入访谈了包括柳传志在内的数十位高管，对柳传志身上体现出的儒家特质深为敬佩。最“干净”的是张瑞敏。我当了海尔10年的专家董事，访问了几十个人，发现张瑞敏什么绯闻都没有，从来不去歌厅、桑拿；早八点上班、晚八点下班，几十年如一日；酷爱读书。在他身上挑不出任何毛病，这就是修身养性，靠的是道德影响力。

道家：自然影响力。纵观中国文化，中国人内心深处理论上是追求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讲儒家思想的，但儒家思想从来没落地。真正落地的是道家思想，真正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庄子。他讲的逍遥、自我自在、与世无争，是中国老百姓内心里推崇的，是融到骨子里的东西。中国人之所以很难组织起来，本质上是因为个人主义，与小农经济没有关系，与中国文化有关系。

法家：威权影响力。真正到了操作层面，最成功的是法家。法家是“帝王之术”，讲究威权影响力。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凡是国家强大全靠威权，威权带来富国强兵，而且客观讲，管住老百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威权。但思想的出现一定是在国家没有威权的时候，在国力不行甚至战乱的时候。我们所认为的威权和西方的威权是不一样的，西方讲制度、讲规则，讲法、理、情，“法”在前；我们讲的是情、理、法或者法、术、势，实际上“术”在前、“法”在后。在中国历史上，在操作层面，真正影响最大的、真正能富国强兵的都是法家，都有带个人影响力、个人威权的集权领导。

禅宗：综合影响力。能够把中国人管好的，我认为是禅宗。禅宗既强调使命、价值观牵引，又强调制度，同时还强调授权，兼具儒道法，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具备综合影响力，有系统的影响力。领导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把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融为一体。任正非是带有禅宗思想的，身上存在着多重人格，这就是西方国家正在研究的领导者对矛盾的驾驭能力，赶时髦的话叫量子领导力。量子领导力强调的是，任何人没有截然相反的善恶之分，即一体两面，该用善的时候就用善，该用恶的时候就用恶，取决于价值观和环境的变化。一个人如果完全是恶的，最终走不远；但如果要做纯粹的善人，也是有问题的：一是很难，二是境界太高，一般人学不了也达不到；三是做纯粹的善人、圣人，未必能把企业经营好。凡是领导者要做“圣人”的，企业内部都缺乏创新，比较守成，因而活力不足。实际上，人是善恶交加的。领导者发挥影响力既要通人性，又要讲规则。

只是很可惜，禅宗思想在宋代以后就断代了，反倒是被日本学了过去，现在又在美国发扬光大。蒙古灭宋后，洗掉的还有禅宗文化。现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已经不算是正宗的文化，中国人身上的缺点也不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传承，而是多少带有落后文化的传承。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的文化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断代了。

（2）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中国文化能焕发新能量。

为什么工业文明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西方？

从文化发展史看，无论是孔子的《论语》还是老子的《道德经》，全是以事论事，全是感悟，是没有逻辑的。到了朱熹、王阳明，稍微有点逻辑，但还是没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这件事对我有利，我就拿这句话来对付你，前后文不管，断章取义，比较典型的实用主义。而在西方，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形成了严密的形式逻辑，有了形式逻辑就有了严密的系统方法论，二者奠定了科学基础，最终形成西方的工业文明。

几千年的文化根基，中国没有产生工业文明，但为什么现在又充满希望呢？

因为到了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强调的是跨界，不再是二元对立思维。西方是唯神论，信奉唯一的神，是二元对立思维。这是西方理性的基础，也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唯神论，顶多是多神论。

中国历史是跨界融合、包容开放的历史，思想上讲求回归人性、回归自然，讲自驱动。这些文化根基是符合数字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的，符合所有的管理原则。从这个角度讲，未来中国真正恢复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符合工业文明时期管理伦理的，是一种文化自信。

（3）时代呼唤灰度领导力。

现代领导力，就是灰度领导力，即西方研究的矛盾领导力、悖论领导力，要求既要有愿景使命驱动，又要有跨界融合思维和驾驭各种复杂矛盾的能力，正确把握好度。这种能力对于领导者的要求提高了。

未来，改变全球的是5G。5G会使得物体开始有灵性，回到禅宗讲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当所有物体都有灵性，企业的竞争点就是每个物体都会产生的大数据。谁拥有数据资产，谁就拥有一切。

比如，谁掌握了马桶，谁就掌握了未来。因为在触摸技术、感触技术之下，以后的马桶就是一台人体健康检测仪，每天都能监测人体健康指数。比如，我们去亚马逊，一进门，不管你的眼睛朝哪个方向看，都能够产生对你个性和决策方式清晰的大数据描述。现在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摄像头，未来就可以把你的数据融入到大数据里去。大数据让人无处可躲，物联网让人变得透明。这就是5G以后的物联网世界：既要透明又要不透明；既要威权又要放权；道德被照到天花板上，但又要接地气。

人的社会责任感是自然的，你不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就将把你抛弃。你没有全方位的相关平衡能力，没有错综复杂矛盾的驾驭能力，就当不成领导。人是复杂的一体两面，未来要走向西方的复杂生态。领导者也是复杂的，要具有不分黑白的对立思维。有的时候需要三成善七成恶，有的时候需要七成善三成恶，要有度。